回望：继往开来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迎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尽管此时正值隆冬，但人们欣喜地觉察到，风向在变动，融融暖意即将扑面而来。这次重要会议，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作出了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把历史的车轮推入了正确轨道。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1978年12月18日，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都必将是载入史册的重要日子。这一天，我们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2023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45周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历史节点，让我们走进历史的深处，回望这次伟大会议召开的前前后后。

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文革结束后，中国行进到历史的十字路口，党和国家工作出现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再次摆在党和人民面前。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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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全文转发。这篇文章实际上揭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实质，明确提出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文章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一些人的严厉指责，被说成是“砍旗”，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在这种情形下，许多报纸陆续发表文章，在全国思想理论界和党内迅速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针对当时一些人对这场讨论不理解，甚至不接受、不赞成的情况，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站出来在各种场合旗帜鲜明地支持这场讨论。邓小平认为，这是关系到坚持什么样的思想路线的大问题，于是给予了坚定的支持。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8年下半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如火如荼进行之际，邓小平深入到人民群众之中，引导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寻找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这年9月，邓小平到东北三省、河北、天津走了一圈，他自己称之为“到处点火”。一路上，他发表了许多重要观点，史称“北方谈话”。在“北方谈话”中，邓小平提出，“四人帮”要搞的“穷社会主义”荒谬至极，只有努力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振聋发聩地指出：“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因此，“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要一心一意搞建设”。正是在邓小平的领导和支持下，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才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成为一次全国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讨论彻底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大大地解放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许多关于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在“北方谈话”中实现了破题。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冲破了“左”倾错误思想和“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打破了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奏响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序曲，为大规模拨乱反正、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创造了条件。它在党内外形成了强大的思想解放潮流，使人们从迷信盛行、思想僵化的状态下解脱了出来，党得以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重新焕发出巨大的生机和活力，并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党中央统一认识

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发展生产力，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的最根本的历史性转折。为这一转折的实现，邓小平在推动党中央统一认识上作出了重大贡献。

早在1977年下半年军委主要领导人在广州起草军委全体会议文件时，邓小平一开始便提出，文件应以什么为纲？怎么才叫工作的纲？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揭批“四人帮”可以叫纲，但这是暂时的，我们还有长远的考虑。之后，他又明确地讲，今后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不能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

对国际形势，特别是发达国家情况的了解，加深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紧迫感。

20世纪70年代末，正是许多发达国家再次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时候。随着中国的对外交往迅速扩大和增加，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走出国门，在了解国际形势的同时，无不强烈感受到中国同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管理等方面正在拉大差距，不能不痛心疾首于这样的现实：中国目前的状况太落后了，这些年耽误的时间太长了！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作报告

在对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向进行总体分析的基础上，1977年12月，邓小平提出世界战争可以推迟、我国经济建设可以争取更多的和平时间的判断。1978年3月，他又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于是，如何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成为中国领导人日益关注的问题，改革开放、加快建设步伐的思路日益明确。

1978年7月至9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上，许多同志提出改革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资金的建议。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李先念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的伟大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我们应该有魄力、有能力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建设。”9月下旬，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他又提出，经济工作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一是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把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三是从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进入国际市场的开放政策上来。

1978年9月邓小平视察大庆油田时与职工亲切交谈

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三省视察，行程数千里。他走一路讲一路，反复强调：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说：“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他呼吁：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生活好一些。他还提出，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要适时地结束，转入正常工作，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意见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赞同。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12月13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这篇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它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启动伟大转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中央及地方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列席了会议。华国锋主持会议，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出席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确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在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做了充分准备。全会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决定从1979年起，把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对中国发展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改革开放之门。三中全会公报中有3个重要内容：一是明确决定中国必须改革开放。“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这段话用的“改变”一词，含义就是改革，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确定了必须改革的大政方针，并且把改革定位于“广泛、深刻的革命”。二是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会议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交给企业性的专业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应该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减少会议公文，提高工作效率，认真实行考核、奖惩、升降等制度。采取这些措施，才能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4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普遍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三是作出率先启动农村改革进程的具体决定。全会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等文件发到各省（区、市）讨论和试行。这个文件中就已经对农业管理问题、搞农副业问题、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等问题，放开了很大的口子，对于鼓励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打开发展生产的思路，探索更切合实际的管理思路起到了重大作用。这个文件在经过修改和充实之后正式发布，接着一些农业方面的重要文件相继制定和发布施行，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改革的进程。

1978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刊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为了保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全会还对党中央的组织进行了重要调整，会议总结和吸取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加强了党的领导机构并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经过充分酝酿，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将来提请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全会选举产生了100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为副书记，并选举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委员，从而为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

改革开放向前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的光辉标志。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终于从严重的历史挫折中重新奋起，带领中国人民开始了改革开放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新长征。这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进行的新的革命，是中国社会在20世纪的第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内外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同时，也出现若干值得注意的现象。这就是，一方面一些同志仍然受“左”倾思想的束缚，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政策表现出某种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另一方面，社会上极少数人利用党纠正“左”倾错误的机会，打着“民主自由”“解放思想”的旗号，散布怀疑和否定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毛泽东思想的言论，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听任这两方面的倾向发展下去，必将造成思想混乱，影响刚刚形成的安定团结局面。

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

1979年3月，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话指出，在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他强调，一方面要继续肃清极左思潮的流毒，另一方面也要同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斗争。这篇讲话表明，中国共产党所实行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这既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有力抵制，又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进一步阐述。从此，四项基本原则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一起，构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基本内容。

根据邓小平的讲话，各地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同时，从部队到地方，进行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进一步推动解放思想，破除僵化，保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正确贯彻。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

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人民在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开始了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拨乱反正从这里开始全面展开，改革开放从这里拉开序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这里为起点正式开辟。所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被载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显示了我们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建设社会主义新路的坚强决心。从此，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新的伟大征程。

来 源：《文史精华》

编 辑：张禹冀翔

审 核：孟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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